高务实对叶赫部一直态度不错，但归根结底，这并不代表他对叶赫部就毫无防备。叶赫部的二位贝勒即便现在是他的大舅子，那也无法改变他们是女真部落这一事实。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可能过于极端，毕竟此时的大明也有许多并非汉族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并没有“其心必异”。远一点如马芳，近一点如麻贵，都不是汉人嘛，可谁能说他们不是大明忠臣？

不过，这种忠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他们所在的民族汉化程度都已经很高，而且也长期接受大明这样一个汉族皇权的统治，早已形成了惯性。

与此同时，大明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歧视，基本可以说是一视同仁，甚至某些时候还有些许优待——比如老早就说过的，边军中的回、蒙等族往往占据相当比例，而大明也很尊重他们的某些传统，特意为他们制定一些与汉军不同的规矩。

然而，女真人现在可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

他们虽然早就是大明所谓的“藩篱”了，但彻彻底底听从大明号令的时间可不算久，最多也只能推到高务实出任辽东巡抚那会儿——这才多少年啊，怎么可能让大明朝野上下都把他们当做自己人？

即便是高务实自己，他也只敢保证自己在位一天则女真人绝不敢反明。可是，如果自己不在位了，后来的朝廷又改变了作风，把胡萝卜和大棒抽掉了其中之一，那后果如何又有谁知道呢？

说到底，问题有三个方面：女真人彻底归附的时间不够长，汉化的程度不够高，部落制的特点太鲜明。这三个问题不解决，朝廷就很难完全信任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太“宠信”他们，否则一定引起朝野议论，甚至成为政治把柄。

归附时间不长，这一点是没办法的，高务实又不是神仙，改动时间、改动历史这种神力那是肯定没有的。不过好在，这一点可以用其他方法遮蔽。遮蔽的办法也不难找，就是从“汉化程度不高”着手。

简单的说，如果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极高，几乎就和汉人一模一样，那“归附时间不长”就不是问题了。

这就好比秦汉之后的中国，你是关中人还是关东人，是河北人还是河南人，这根本不会构成额外的统治成本——反正你说的都是汉语，写的都是汉字，承认的正统都是汉文化。因此，即便一个新王朝崛起击败旧王朝，它也不会因为什么民族问题而导致统治艰难。

所以不得不说，秦始皇的确是千古一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属实是划时代的大杀器。书同文意在沟通，车同轨意在交通，统一度量衡意在流通。

很多人以为汉字既然起源基本一致，那么它看起来就算有所不同，也至少应该能够互相辨认。其实不然，战国末期的六国文字大相径庭，一个秦国普通读书人去了齐国，基本上是读不懂齐国文书的，反之亦然。无论是秦人去齐国还是齐人去秦国，他们到了当地要看书都得带翻译才行。

秦统一文字，今后大家都以小篆和隶书为准，这是第一次让后世的汉文化有了一个统一的交流方式，尽管它还只是书面形式。别挑刺说秦始皇没有统一读音，那玩意不进入现代社会根本不可能搞定——想想现在还有多少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吧。

车同轨相比书同文则更容易被人忽视，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里的“轨”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秦始皇的车同轨简单来说就是，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距离相同。

作为现代人，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就这？这有个毛线的意义？你嬴政怕不是强迫症晚期，这鸟事也要管！我买个大型suv轮距两米多，买个微型车轮距一米六，你管得着吗你？碍你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这就是脱离历史看历史了。

当时的路可不是现在的水泥路、柏油路，而且一旦损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安排维修养护，保证路面质量。当时的路是什么路？答曰：土路。

新世纪后，红朝乡村振兴战略一开始的时候干了一件大事，把乡下的路都修成水泥路了，这是一项伟业！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年轻一些的人或许没见过除了乡间小道之外的“宽阔土路”，对于在那种土路上“陷车”的情况缺乏直观认识。

事实上，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很多基建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别说乡道这种级别的路面了，就算省道也经常破破烂烂，一下雨就是坑坑洼洼犹如月球表面，稀泥巴没膝也是常事。在这种路面上，自然经常有车辆陷入坑洼之中不得脱身。

而在古代，城市以外的路面最好也不过就是夯土，也就是压硬的土路。这种路虽然经过压实，但晴雨交加之中长期行车就会轧出车辙，这种车辙可不是想象中的“浅痕”，往往有二三十厘米深——那意味着行车时有小半个车轮都会在车辙之中。

正因如此，古代在外行车如果碰到两车相会，由谁避让谁就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把车辆从如此深的车辙中强行掰出来，那可不是一点小功夫。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官员之间在城里的轿子该由谁避让谁都会被制度化，根源也出于车辙这儿。

既然知道古代车辙好进不好出，那么就可以说回来了：车辆如果不同轨，车辙就乱了，交通效率就会变得极低。

比如秦国车辙六尺，秦国的车辆去了一个车辙五尺的国家，它就进不去车辙，或者一不小心只进去了一边车辙，于是陷在里头出不来了。这时候，整个车队便回卡在那儿动弹不得。

所以它会影响一件大事：物资的长途运输，比如军粮。如果此时还要强行运输，那就会把运输成本极大推高，直到根本运不起。

所以，车同轨，包括秦直道的建设，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的“新基建”，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运输改革。

如果说书同文使得大一统国家在文化认同上有了成为现实的基础，那么正因为有了车同轨和秦直道，大一统国家才有物资层面的基础。否则就只能继续战国时期那种各自割据的局面，不会有大一统国家。

道理很简单，它将没有能力管控那么大的疆域，延伸自己的统治力。而如此一来，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可能也就不会有区别了，也不会有某些欧美学者诡辩的所谓“中国历史有政治早熟的特点”(大一统)。

笑死，你们没有秦始皇就说中国是早熟？你怎么不说是你们自己发育障碍啊？

扯远了，说回来，度量衡的事也先压一压，后文有机会再说。

总之，解决女真汉化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文化，其次在于形制，最后在于架构。

文化方面，必须立刻让移封朝鲜的女真各部统一学习汉语汉文，不能如此前那样只有几个贝勒或者高级将领之类的上层人物会说汉语，甚至还未必看得懂汉文。必须开始给他们建学校，搞扫盲。

当然，光建学校是不够的，大明的教育投资水平摆在这儿，汉地十三省都还远远做不到全民读书呢，怎么可能先给女真人安排？所以，必须得“胡汉混居”。

但是这也有麻烦，因为女真是移镇到朝鲜，又不是移镇到内地，哪有那么多说汉语的百姓？于是这又引出一个朝鲜治理方式的问题，即必须移民朝鲜，同时将朝鲜本地人口往内地迁徙，来个持续性大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