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说亲笔信，但高务实并不懂西班牙语，他的亲笔信肯定是用汉语的，只不过会附带一份西班牙语翻译件。

翻译并不是问题，大明一直都有同文馆，干的就是翻译的活。当然，高务实并不打算找同文馆的人来翻译，他也并不需要。

京华做了这么多年的海外贸易，区区翻译哪里需要借力他人？同文馆干的活，不仅南疆也有人干，而且京师一样也有。

不过有一说一，京华招揽的人倒也不是什么专业翻译人员，而是各类西方知识分子，其中最多的事建筑师和传教士。

传教士且不多说，这年头的传教士几乎个个都是学者级别的。就说建筑师，想当初高务实建西山别院时，就已经招揽了不少欧洲来的建筑师为其效力，虽然其中意大利人比较多，但西班牙人也是有的。

何况就算真没有也不打紧，找个意大利建筑师用拉丁文写翻译件就行了。人家可是西班牙的公爵阁下，考虑到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异常虔诚，公爵阁下也肯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打小读的圣经自然是拉丁文写就的，他不可能看不懂拉丁文。

至于为什么不找传教士……嗯，传教士和建筑师不太一样，后者一般只要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但前者就难说了，人家搞不好身负特别任务呢？高务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本着能谨慎一些就尽量谨慎一些的态度，以免出现意外。

总之这事没什么好操心，工匠学堂里就有相关人才，也不虞消息外泄，只要交代一声便有人去办。

又稍微与黄止汀聊了一会儿，身心疲惫的高务实还是提早安寝了。黄止汀把侍女打发走，亲自侍候高务实睡下，自己却道了个歉，继续完成没写完的信件去了。

次日一早，高务实去内阁当值。因为昨日已经商议好了，因此他刚到内阁便有观政进士送来一大摞奏疏，说这些奏疏全都要求对昨日皇上咳血晕厥全力调查。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高务实对其中的文章可谓一个字都不想看，因为文章本身如何遣词造句根本没什么意义。他只是问道：“实学派与心学派的奏疏各有多少封，余下的又有多少？”

观政进士道：“实学派六十一封，心学派四十九封，其余七十三封。”

高务实微微点头，吩咐道：“知道了，你且去忙吧。”观政进士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刚才这个数据基本符合高务实的预期，大致上这也和各方人士在朝中的占比大差不差。实学派的人数比心学派要多，但大致上双方还能算是“势均力敌”，只是其中实学派一方略占优势。

至于“其余”这部分比实学派还要多，那其实并不奇怪。朱明皇朝的理学正统搞了快两百年才被心学勐烈冲击，后来又出现实学冲击，但归根结底，心学和实学都并不完全反对理学，而只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罢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心学和实学本质上都认为自己的根基还是理学，只是这根基本身有点问题，需要剔除其中错误荒谬的那部分，换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那部分，然后才能形成完美的理学。

既然如此，赞同传统理学的人多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甚至理所当然，这就是所谓惯性。

不过，理学这一派一贯被称之为中立派，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理学虽然仍有很多人信奉，但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政坛上基本也是一盘散沙。

如果不是出了一些冲击儒家根本观念的大事，这些人平日里很难就某件事达成完全一致，经常都是各说各话、互不认可。

而这就让他们人数虽多，可实际在面对实学派或者心学派时却很难捏成一个拳头，最终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坛只能靠边站，分点权力的边角料，根本无法与实学派或心学派在政治层面相抗衡。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家屏作为当今朝堂最大的中立派，他昨天面临朱翊钧坚持不肯调查翊坤宫的态度时，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以辞职相迫。

这一方面说明王家屏确实性子刚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掀起朝廷舆论风潮。

好歹人家也是当朝首辅，如果他号召半天却应者寥寥，那多丢人啊？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去号召呢。而如果他选择二话不说就自己带头冲锋，那么即便是“死”，至少也“死”得康慨意气，没准还有机会获得千古美名，怎么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啦。

不过这事终究没发生，因为沉一贯和高务实的联手力劝。他俩联手意味着在朝中掀起舆论风潮是可行而且几乎必定成功的，王家屏也就不用担心丢大脸。

不仅不必担心丢脸，而且这波舆论风潮算起来将会是他领头的，无论外界心里是不是跟明镜一般，至少面子上都得承认他王元辅才是“带头大哥”。

哎呀，那简直就是他这辈子在号召力方面的高光时刻。都已经决定不久之后便要告老还乡的人了，还能找着这么一个机会，王家屏全身心投入进此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他昨晚积极联络，又对外透露出实学、心学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终于说动如此多人于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当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说，但矛头所指都是彻查翊坤宫。

高务实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过阁票，一张张全都写上“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字，却未有更具体的表述。

这里要说一下“票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写的。

明朝草创之初，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同时撤销尚书省，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然而，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皇帝个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皇帝个人也无法保证其通晓各个方面的政务，使得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常侍皇帝与殿阁之下，故名为“内阁”。

但是，最初的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到了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至仁、宣之朝，由于阁臣皆永乐朝耆旧，威隆权重，内阁之权遂逐步膨胀，而阁臣也开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

当然，票拟制度诞生尹始，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可见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而同样也在宣德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于是，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而贯穿有明一朝的票拟制度，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那么，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究竟如何？

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大臣奏章递进以后，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文书房登记后，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经文书房“落底簿”[注1]，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即交六部执行，如有违失，则可驳回。

[注1：所谓落底簿，即用以记录票拟底文之“丝纶簿”，设立于正统、景泰朝时期，后曾废弛，又至迟于万历中期恢复，关于其样式现已无考。]

此外，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而是做冷处理，这个就是广泛见于各种和影视剧中的“留中”——实际上大多数皇帝并不常用“留中”，不过万历是其中一个例外，历史上的他是很喜欢留中的。

以上这段程序之中，颇有几处需要解释之处。

其一，就是高务实刚才票拟“朕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诧异，你高务实票拟怎么敢写“朕知道”？“朕”是你能自称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内阁票拟本职为“代王言”而非自言，即“票拟”本质上并非阁臣将自身对于奏疏处理的意见上报，而属于代替皇帝进行批答。

既然是代替皇帝批答，那么皇帝若在本章发阁前已有定见，则会派遣太监口传要旨，为内阁事先确定原则；若皇帝尚无定见，则仅派太监赴阁商议。

所以，某些和影视剧中将“票拟”理解为阁臣将自身处理意见书于票签之上，以待皇帝裁决，这属于错误臆断。

高务实今日负责拟票，那就是要按照皇帝的语气来写，因为理论上如果皇帝看完同意，就可以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拿朱笔照抄票拟而一字不易，这样可以避免司礼监的权宦们在文字上玩些小花招。

其二，宣宗朝时，司礼监获得了替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宣庙始……中易红书批之，上或亲书或否。”“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

这里宣宗的本意是委托部分识文断墨之太监，来负责誊抄并无异议的内阁票拟，以减轻批阅负担。

一般来讲，司礼监批红权分掌于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二人之手。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朱，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于批红审核盖章。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司礼监太监实际所为，并非仅止于“誊写抄录”，而是将自身意见与影响力注入朝廷中枢体系，这点等下再说。

其三，票拟并非阁臣于中央文书处理体系中向皇帝施加自身意志唯一方式，即便皇帝所下达诏书并未按照阁臣票拟之言，内阁仍有驳回权，即所谓的“封还执奏”。

“封还执奏”制度属于一种内阁对皇帝不适当政令的抵触表达方式。流程基本是这样的：皇帝下令内阁草敕，若内阁认为其属于“乱命”，则可封还诏令，并同时附上疏议，以提出内阁认为正确的处理意见。

这是有先例的，如嘉靖元年杨廷和就封还了世宗的“大礼仪争”。

不过这里又必须说明，“封还执奏”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皇帝个人可以绕开内阁，“旨从中出”。之前说过，皇帝任命内阁辅臣，廷推是公认最具合理性的，廷推不出合适人选或者皇帝始终不满意廷推的人选时，皇帝就可能直接以“中旨”任命。

只不过这种方式往往不被朝臣公认，甚至反而会满朝共讥被任命的大臣，以至于很多大臣在接到皇帝中旨任命入阁之后不喜反惊，连连坚辞不就，甚至吓得上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中旨之下也有例外，比如高拱当年同阁的殷士儋就是接中旨入阁，以至于高拱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却经常无视他的存在。搞到最后，殷士儋来了脾气，差点在内阁上演全武行，闹完之后他也觉得没脸再在内阁待下去了，于是坚决请辞走人。

说回封还执奏。其实，封还执奏这个做法的成功率并不高，皇帝是否采纳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贸然使用封还执奏驳斥皇帝，甚至会为自身招致祸端，故而若非原则性问题，亦或双方矛盾极其尖锐至难以调和，阁臣一般不会选择以这种姿态当众对线皇帝本人。

别说皇帝了，就说在单位上或者公司里，当领导明确表达意见且下达了指令之后，你跳出来当众指责领导是个脑残，做出的决策纯属智障……你觉得是领导有事还是你有事？碰上气性大的领导，怕不是当场就让财务给你结清工资滚蛋了。

根据刚才所说的程序，所以高务实这里看到的奏疏，理论上应该是皇帝已经看过的，但皇帝没有派司礼监的太监来和他说明情况，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明确表达这件事该怎么定调。

这也不奇怪，毕竟昨天皇帝的意见只有他高务实一个人是当场听到的，而且高务实也没有答应为郑皇贵妃脱罪，而是向皇帝表示说，他认为郑皇贵妃是被人利用了，其本人对皇帝并无歹意。

换句话说，高务实是告诉皇帝，郑皇贵妃那里是可以查的，也经得起查，顶多查出个有人利用郑皇贵妃来陷害皇帝。

皇帝不肯查翊坤宫，主要就是担心查出个郑皇贵妃真要承担诸如“弑君”这样必死无疑的大罪来——虽然他坚称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么？或许事实的确是“绝不可能”，但查到最后的结果却未必是“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