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不知道把汉那吉和脱脱二人在讨论他请活佛来土默特的事，更不知道他们觉得这件事很大、很难，因为对于高务实而言，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时期的黄教有两个基本点：一，急需发展；二，敬畏大明。

急需发展的问题前文有提到，黄教也就是格鲁派在其当地被打压得很严重，有蒙古这样大的发展空间，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很关键的，否则当初索南嘉措活佛也不会和俺答汗一拍即合，互赐尊号什么的，搞得不亦乐乎。

而同时，格鲁派是很畏惧大明的，有多畏惧呢？阿兴喇嘛在蒙古传教的时候就以“少造杀孽”为由，劝蒙古人不要和大明敌对；到了索南嘉措和俺答会晤的时候，又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还大力赞扬俺答接受封贡的举动。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事说来话长，这里长话短说：大明很早就对藏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早年间就陆续委任了不少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

大明的历朝实录和一些藏文史料中都不乏这类关于藏族首领朝贡、受封赏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在明朝的前半期，明朝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是在包括乌思藏在内的广大藏族地区得到切实施行的。

而到眼下的万历朝，由于隆万大改革——或者更广泛一点说是嘉隆万大改革的推进，实际上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权看来，大明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再加上大明朝廷的政策一贯是外人眼中的暴脾气政策，所以除了左翼蒙古察哈尔部由于脑袋上顶着大元二字而没法跟大明和解之外，其他周边国家个部族几乎没有哪家想跟大明对着干，全都老老实实的，只盼着别得罪大明这个暴躁老哥，以免被按在地上死捶。

而具体到格鲁派呢，还有一点历史原因要说。

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是青海湟中县人，7岁出家，16岁时到拉萨学佛。他拜数十位各派高僧为师，学通佛法，后来自己招收弟子，宣传自己的佛教主张。

他得到了帕竹政权的阐化王扎巴坚赞和内邬宗宗本南喀桑布的支持，于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在拉萨发起正月祈愿大法会，并在同年兴建甘丹寺，由此建立起格鲁派。

格鲁派宣布在教理上继承了阿底峡和仲敦巴所传的噶当派的教法，因此许多噶当派的寺院转为格鲁派，所以发展很快。宗喀巴在世时，其弟子扎西贝丹建哲蚌寺，释迦也失建色拉寺，与甘丹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这是格鲁派早期的基础。

宗喀巴去世时，格鲁派还没有采用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解决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是由他弟子贾曹杰、克珠杰等相继继承他的法座，称为甘丹赤巴。

此后不久，新兴的格鲁派就受到仁蚌巴家族的限制和打击，处于低潮。这期间有宗喀巴晚年时的一个弟子根敦珠巴在日喀则新建扎什伦布寺，成为格鲁派在后藏地区的中心。

根敦珠巴去世时扎什伦布寺的法台仍是由其弟子继承，但是同时有一些人认为在达那地方出生的根敦嘉措是根敦珠巴的转世，并把根敦嘉措迎请到扎什伦布寺居住。

由于当时格鲁派中还没有实行活佛转世的制度，所以根敦嘉措的地位一直难以确定。后来根敦嘉措受到扎什伦布寺法台意希孜莫的排斥，离开扎什伦布寺到哲蚌寺学佛。

根敦嘉措在前藏各地活动，逐渐有了名望，他又在山南兴建了曲科杰寺。正德七年，意希孜莫请他返回扎什伦布寺，让他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法台，这可以说是格鲁派中活佛转世对师徒相传取得了优势。

这时，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正月的祈愿大法会，哲蚌寺僧众请求根敦嘉措返回。正德十二年，根敦嘉措出任哲蚌寺法台，正德十三年，由他主持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争回了格鲁派僧人参加祈愿大法会的权力。到了嘉靖四年，他又兼任色拉寺法台。

从此，根敦嘉措的历辈转世都要担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这就使他的转世系统的影响和实际地位超过了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的实际的领袖。内邬宗宗本还把哲蚌寺的别墅送给他，改名为甘丹颇章。

此后便是索南嘉措的时代了，这位活佛此前也有过介绍，就不多说了。要说的是，他在历史上就表现出极高的政治能力，被打压的格鲁派正是在他手中取得了其在蒙古的生机乃至大发展。

索南嘉措活佛在将黄教送往蒙古，并使其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有过三次最关键的举动，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三次举动都说明了他的政治眼光和手段。

第一次不必多说，就是和俺答的会晤与互赠尊号。

第二次则是他亲自赶往土默特主持俺答汗的葬礼——虽然在原历史上这件事拖得有点久，但那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的(活佛出行，一路为当地信众开坛，讲经说法)，活佛本人的决断没有任何迟疑。

第三次则是他在圆寂之前就公开“预言”：四世活佛将在蒙古地区产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他圆寂之后，黄教与土默特联合确认，他的转世灵童正是俺答的一位重孙，这位俺答汗的重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蒙古族出身的活佛转世灵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