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现在还有不错的学术氛围，但再过几个月，一战爆发，这里就开始大变样，将进驻大量军队以及军方部门。

1914年，法德还在马恩河激战时，爱尔兰的第六师就已集结在剑桥，在公共草地安营扎寨。许多学院成了军官训练团的临时司令部，而三一学院的大图书馆则成了露天医院，军方成立了“东部第一总医院”，教授、大学生和研究助教们当了志愿者。

剑桥平时有3500名学生，到1915年时只留下五六百。

对很多人来说，战争前线反而成了第一流的俱乐部，在那里才能看到以前的朋友。

到了战争接近结束的1918年，一次布道会上，有位剑桥数学教授难过地说：“我在剑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而实际上全是最好的学生，都阵亡了，或者终身残疾。我所做的多年数学教学工作绝大部分白费了。”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得出，以后的几年再想和欧洲学者交流确实不太容易。

英国好歹是本土没有受到过多战争波及的国家，他们都到了如此田地，处于战斗最激烈的西线战场的法国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

在剑桥时，李谕顺便去见了见罗素，两人此前在哥廷根见过一次。

“罗素先生，你的中文学得怎么样了？”李谕戏谑道。

罗素摊摊手：“距离看懂中文版的星战还有一段距离。”

李谕说：“那么罗素先生要加把劲，看懂中文版星战与看懂原版的《论语》仍有一大段距离。”

罗素吸着烟斗问：“还有差距？”

李谕说：“那可大了去！”

罗素感觉头皮发麻：“我记得语言学家说，中文有着可怕的传承，即便现代人也可以轻松看懂两千年的文字；而不是像英语一样，现代人想看懂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都很难。那么既然我能看懂现代的星战，为什么看不懂中国古代的《论语》？”

李谕说：“主要是我用了中文里最简单的一种文体，尽可能接近口语。但两千年的汉语极度精炼，十个字常常可以代替现代汉语几十个字，难度要大很多。”

“那是古人缺少书写工具，这个我还是了解的，”罗素说，“另外，说到语言，我的那位学生几乎要成了我的老师。”

“学生成为您的老师是什么意思？”李谕问。

“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罗素说，“这個学生对于我，就像拉马努金对于哈代。哈代对挖掘到拉马努金这位数学天才庆幸不已，我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哲学天才无比兴奋。”

李谕问：“莫非是奥地利的留学生维特根斯坦？”

罗素疑惑道：“你知道他？”

李谕点点头：“在维也纳时见过。”

罗素感叹道：“他是个不得了的学生，在哲学上的成就可能会令人难以企及，用你们中文词汇，叫难以看到他的背影。”

“难以望其项背。”李谕说。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关注语言，就是受他影响，”罗素说，“问题是他才研究了两三年哲学而已，已经透出可怕的潜质，实在令人震惊。而且这种潜质还在不断地往外涌现，连我本人的导师都感觉恐怖。”

维特根斯坦曾经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朋友：“我见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

这话相当之自负。

约翰逊也曾无奈地说：“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

但维特根斯坦确实有这个能耐的说。

李谕问道：“维特根斯坦刚进入剑桥就开始钻研哲学吗？”

“并非如此，他那时已经学了多年航空工程学，”罗素说，“后来他读了我的《数学原理》，才来剑桥投奔我。

“记得他刚到剑桥就问我，‘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个问题让我莫名其妙，然后他又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我不是，我就去搞哲学。’

“于是我让他写篇文章看看，没过几天他就拿给了我，只读了第一句，我就知道这小子是个哲学天才。”

李谕说：“原来维特根斯坦步入哲学领域，是读了一本您的数学书。”

罗素叹道：“见到维特根斯坦的那一年也是我本人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可能很少或者至少不是把重点放在数学上了。”

这老哥可是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人，现在竟然拍拍屁股要走人！

李谕问道：“您为什么要把数学放下？”

罗素用烟斗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自从花了十年时间完成《数学原理》，我的智力再也没从巨大的损耗中完全恢复，此后我处理困难抽象问题的能力就比以前差了很多。”

李谕心想，看来研究数学真是费脑子，连罗素这种人物都顶不住。

其实希尔伯特也有类似烦恼，有时他要花费数个月乃至半年时间去度假来恢复脑力。

——现在研究物理学莫非也是想恢复恢复脑力？这就有点打击人了……

好在李谕也承认，还是数学更难，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数学更难的东西。

要是再又恋爱脑说爱情是世界上最难的，直接一本泛函分析甩他脸上！

玩笑归玩笑，《数学原理》这本皇皇巨著对罗素的摧残属实不小。

此后多位顶级数学大佬如哥德尔等人开始对构成此书根基的一系列定理进行穷追不舍的批判，导致罗素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失去信心。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他身边仅有六个人读过此书的后半部分。

罗素的朋友曾转述罗素对其讲述的一个噩梦：罗素梦到，公元2100年，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提着垃圾桶巡视书架，要把没用且过时的书扔掉，他的脚步在三本大书前停留下来，正是幸存的最后一套《数学原理》。管理员从书架上抽出一册，似乎被书中复杂的数学符号所迷惑，思索是否应该把它们扔进桶里。

两人聊天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我的烧杯到了，”罗素道，然后就大声说，“请进！”

进来的正是维特根斯坦，他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一壶茶还有两个化学烧杯。

李谕讶道：“喝茶用烧杯有什么说法？”

罗素笑道：“维特根斯坦认为普通的陶杯太丑，就用了烧杯。看着上面的刻度，我突然也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维特根斯坦认出了李谕：“您是李谕先生？”

李谕说：“是的，你的变化好大。”